為明確中國金融科技在國際上的相對位置，同時把好的做法引進來，也將成功的實踐介紹出去，促進全球金融科技的健康發展，近年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組織了一系列國際交流與考察活動。其中，2018年8月組成考察組赴新加坡、泰國和印度等國訪問。考察組主要走訪考察了新加坡金管局、金融科技公司ECP，泰國央行、金融科技公司TrueMoney，印度金融科技公司Paytm，孟加拉國金融科技公司bKash和香港的支付機構AliPayHK，同時也參訪了部分使用金融科技特別是跨境支付工具的商業機構。考察組重點調研亞洲其他經濟體金融科技發展的現狀及成因、金融科技的一些業務模式及在現實經濟中的作用、監管部門的立場及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并在調研中關注三個問題：第一，這些經濟體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的監管和業務理念與實踐？第二，在中國行之有效的一些技術和模式是否能夠幫助這些經濟體發展金融科技？ 第三，是否可能依靠金融科技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互聯互通？

       2019年2月20日，中心就該報告舉行發布會，會議主題為《亞洲金融科技的發展與監管》，同時啟動中心課題“一帶一路”上的數字金融。發布會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艷主持。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教授發布了課題報告《亞洲四國金融科技考察報告》（下稱《報告》），就上述問題發表演講。之后，國家外匯管理局總會計師孫天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發表主題演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徐建國啟動中心課題《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報告》執筆人為邱晗、王勛和黃益平。

關于亞洲經濟體金融科技行業的總體印象

       亞洲金融科技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大。除了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大多數亞洲經濟體的金融科技起步比中國大陸晚、發展程度比較低、業務模式也相對初步。這些經濟體的金融科技行業普遍具有三個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促進金融科技發展的一個共同因素就是正規金融部門金融服務供給不足。新的金融科技業務模式的出現，幾乎無一例外地解決了原有金融體系的某些不足，普惠性質尤其明顯；第二，這些經濟體金融科技的業務模式都比較初步，主要是因為當地的金融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消費者金融素養相對較低，但變化已經在快速發生；第三，外資機構都積極地在這些市場布局，雖然多數還是采取戰略入股的方式，但在第三方支付等領域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

       從業務模式看，中國金融科技的領先優勢非常明顯，特別是在支付領域，在中國市場發展成熟的金融科技可以應用于這些市場。亞洲其他經濟體的監管與企業也都對與中國企業合作持較歡迎的態度。但這些經濟體的業務也在快速發展，特別是亞馬遜和谷歌等在該地區快速拓展金融科技業務，這些都可能會形成很大的競爭壓力。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應當居安思危，積極創新，才有可能持續保持相對領先的地位。

對于中國金融科技監管的建議

       考察組通過學習亞洲其他經濟體的一些做法，對中國金融科技監管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由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金融委）協調相關部門編制金融科技的發展規劃；二是各監管部門要對金融科技企業設定準入標準、發放牌照，同時明確一套規范的“監管沙盒”的操作流程；三是政府集中力量為金融科技發展補短板，特別是加強政府數據的統一管理及對外開放；四是政府應理性支持金融科技的國際合作，推動“一帶一路”金融科技的互聯互通。加強國際合作，既有利于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進一步拓展業務，幫助它們持續保持領先地位，還可以進一步推動金融科技的互聯互通。

《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課題簡介

       目前全球經濟正面臨新的形勢，“一帶一路” 戰略作為貫穿歐亞大陸，連接東亞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新型開放性經濟合作形式，正在為我國及多個沿線國家提供新的機遇。正如約翰·希克斯(1999)的一句名言:“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落地，也正急需“底層金融基礎設施”作為強而有力的支點。

       在“新經濟”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金融科技領域作為是我國在未來全球競爭中已經占據先發優勢的少數領域之一，有望成為一帶一路國家市場發展的杠桿支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的部分落后地區具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硬件基礎設施條件較差，金融和商業欠發達，但是這些國家勞動人口密集，發展潛力不可小視。這樣獨特的要素稟賦結構和廣闊的沿線國家市場潛力，決定了中國與沿線國家，有充分的合作基礎。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可能成為實現這一廣闊市場潛力的催化劑，關鍵在于找到合適的合作模式，發展模式，商業模式。

       本課題以“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為研究主題，從宏觀層面、微觀案例、監管協調三個維度，將理論分析、數據分析、案例研究相結合，全面考察金融科技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