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分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新世界，第二是新中國，第三是新經濟。

首先，從國際投資角度來看，在1990-2019年近30年的時間跨度內，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投資增長趨勢趨于平緩。盡管在2014和2015年出現了短暫上升，但整體趨勢仍在下行。同時外國直接投資年增長率從1990年的21%下降到2007年的8%，以及經濟危機過后變成了1%。所以，從整體來看，國際投資正處于下降甚至收縮的狀態。

其次，國際貿易有趨緩甚至減弱的趨勢。依據1995-2017年生產活動占全球GDP份額趨勢圖顯示，國內價值鏈所在比例逐漸降低，其他三類簡單、傳統和復雜價值鏈的比例則不斷上升。但是從2009年開始一直到2017年，整體趨勢趨于平緩，可以看到全球貿易處于逐漸簡化的過程中。

再次，全球貨幣存在大量超發、大放水的行為。從2008年到2021年全球所有央行貨幣的進入量、購買量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2020年尤其是新冠肺炎開始后，貨幣發行量急劇上升，達到峰值；世界范圍內逐漸出現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情況。從2019年開始，美國聯邦的基金利率就逐漸開始下降，達到了相對較低的階段。同時大量的資金涌入資本市場，資本一路狂升，出現泡沫跡象。

此外，全球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從1980年到2016年，世界各地前10%收入人群所擁有的財富份額不斷攀升，多數國家出現了超過40%的情況，部分國家甚至已超過了50%。以美國為例，前1%最富有人群財富份額占比近40%，最富有0.1%的人群財富份額占比近20%。回望歷史可以發現，這個數據已經十分接近1929年美國大蕭條時期50%的比例。

關于新中國，我們可以從全球、從中國的發展角度來認識。

第一，中國的GDP。2020年中國GDP突破100萬億元，不遠的將來，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是在工業革命以后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中國將取代西方國家變成經濟總量第一的國家。

第二，人均GDP。按照目前的增長比例和速度，中國大概在2023年左右達到人均GDP12,000美元，逐漸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向高等收入國家邁進。也就是說，中國在綜合實力比較強大的情況下，人均水平也將逐步走向中等發達或者發達國家。

第三，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趨勢。盡管現在中國人口增長率較低，但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0.6%，并且速度和比率還會有進一步提升。不管是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還是長江中游經濟帶、中西部地區經濟帶，城鎮化發展都會變得越來越快，對整個中國資源的虹吸效應也會變得越來越強。

第四，中國人口的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低齡人口占比大，往上的高齡人口占比越小，呈現三角形的結構；進入21世紀，30~34歲左右的人口占比最大，三角形底盤（即30歲以下的人口）在縮小；到2015年，由于部分放開了人口控制，出現了一波比較短暫的0~4歲人口的增長，同時40歲以上年齡占比大幅增加。按照當前的人口結構，經濟學家們預測大約到205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約30%，也就是說三個人中就有一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年輕人占比非常低，整個社會承擔著極高的養老成本，這是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困難和挑戰。

綜上所述，我認為新中國的趨勢變化，可以總結為“中國第一”和“老齡化挑戰”兩點。第一，未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會變成全球第一。盡管當前中美貿易爭端以及其他大國之爭，都體現出對中國發展的警惕與遏制，很大程度上可能會延緩進程，但總體趨勢不變。第二，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將面臨非常明顯的老齡化挑戰，這對中國的內需、未來養老成本及其他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并在當下已逐漸顯現。

3. 新經濟

回顧1978年到2019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每個產業對中國GDP的拉動有明顯改變：第一產業的貢獻逐漸在減少；第二產業在90年代初對中國GDP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后逐漸減少，但在07、08年金融危機之后又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第三產業對中國GDP的增長逐漸變成了最重要的支柱，占比60%左右。

經濟學上，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中國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同時，根據1978-2019年的數據，我們發現消費對GDP增長產生了頗為重要和明顯的改變——以黃色為代表的“最終消費支出”正成為GDP的核心構成要素，以及資本（投資）形成的部分。由此，我們看到了“三駕馬車”對中國GDP帶來的改變。灰色部分是“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當前中央提出了“經濟雙循環”，中國經濟對于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比重由最高的超過60%再到如今的30%，并且出口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正處于一個小而低的狀態。核心原因就是資本和消費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消費——它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因素。

除了第三產業崛起和消費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我們還要關注新產業的變化。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從2012至2019年，制造業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在穩定下滑，而 計算機、通訊等電子設備投資雖然有著起伏的變化，但總體而言仍呈現出積極向上、逐漸發展的態勢，這意味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行業和其他新興產業已經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同樣的，在“新經濟”中，研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1996年到2019年，中國雖然仍落后于大部分發達國家（比如美日韓），但研發水平逐漸拉升。目前，我們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為2.2%。我想，未來中國經濟若要實現進一步發展、抓住科技發展浪潮和趨勢，一定要加強研發投入，在研發領域持續發力。

新經濟的第四個方面是全球新生獨角獸公司數量。從2013年到2019年的數據統計可看出，截止2019年底，中美獨角獸分別占全球比重為12.6%和55.9%，美國占比仍然在一半以上，但中國現在有迎頭趕上的趨勢。2013年中國僅有一家獨角獸企業，到2018年中國有32家獨角獸企業，再到2019年新增了16家。由此可見，在體現整體技術實力、體現未來具有極大發展潛力的企業等方面，中國和美國已成為非常重要的競爭對手。

因此，在新經濟發展中，伴隨中美之間的競爭，中國在發展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中的變化，以及消費和技術發展過程中催生出的許多新經濟模式，都將會帶來更多新的變化。在新經濟主要是由技術驅動的情況下，中美以及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就會變得更加激烈。

我們知道，經濟的增長主要來自于投資、人力資本增大以及技術創新。在此過程中還有兩個宏觀因素——金融和貿易。總體來看，整個投資正處在相對緩慢下降的趨勢，金融發展中出現了很多泡沫化以及量化寬松的趨勢，貿易過程當中出現了全球化速度放緩以及相對緊縮的趨勢。與此同時，在人力發展的過程中，老齡化趨勢顯現，人力變成了驅動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另一個核心要素就是技術。在量化寬松、全球化速度放緩以及老齡化的趨勢下，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負面的，或者說是拉低的。但是現在我們也會更多地去依賴于技術的變革，對抗其他使得經濟趨緩的不利因素。所以，我們對財經的認識應當是技術驅動下的新財經。在此過程中，中國成為經濟全球第一后，如何去改變和驅動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是當前新財經應該著重考慮的，即第一個因素是全球經濟，第二個因素是中國。

從1990-2000年的全球市值十強上市公司來看，30年間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1990年的時候，全球最牛的上市公司幾乎由日本包攬，前10強里面8個是日本企業、2個是美國企業，并且這些企業大部分都屬于銀行業。到2000年，出現了新企業——技術型公司，比如美國思科、英特爾，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德國電信等逐漸成為了核心企業。行至2010年，新的變化發生了，以石油、礦物等能源型公司逐漸占據了核心地位，與此同時銀行業再次回歸，蘋果首次出現在前十的榜單中。

到了2020年，我們發現，以微軟、蘋果、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核心互聯網服務平臺與軟件企業引領了行業發展。從金融到電信、從能源再到如今的數字經濟，商學院與商科研究工作者應密切關注到變化趨勢。這些趨勢的變化也將影響到推演理論的研究、商科教學的模式與企業的實踐等各方面。

同時，從1995-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五大行業上榜情況的統計分析來看，互聯網科技（計算機、網絡通信、信息）行業，自1995年開始到現在呈顯著的增長趨勢；能源型公司，涵蓋石油和礦物企業，增長趨勢也很明顯；與此同時，銀行和商業儲蓄行業、電信行業的500強上榜數出現了下降趨勢。由此可見，數字（互聯網）和能源是當前發展過程中極為核心的部分，但在這期間，金融仍持續占據全球500強行業非常核心的地位。

放眼國家，我們還可以看到兩個明顯的變化趨勢，一方面是來自中國企業的變化趨勢。1995-2010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國上榜公司數量占比逐漸增大，相反，美國企業占比逐漸下降。到2020年，中國大陸上榜公司數量達124家，史上第一次超過美國的121家。另一方面在于新技術與新業態帶來的企業變化。互聯網服務、平臺和人工智能的相關企業替代傳統銀行、能源、制造企業的趨勢明顯。

基于以上兩方面的變化，現代商學院的研究需要進行明顯的改變。

1. 新理論

工業化時代對于管理能力的研究有相當豐富的探索。閱讀管理思想這類專著可以發現：從1990年或更早以前（前工業化時代），一直到現在，逐漸形成了科學管理，社會、人的管理和現代管理。從科學管理傳播效率的因素，管理和組織理論再到管理實踐，組織行為管理和權益性等方面做得非常好。

隨著現在信息科技、新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需要改變很多。但這樣的改變和探索比較有限，甚至在很多領域，我們還未進行更多的探索。世界500強企業是否改變？可以清晰的看到，這些企業逐漸從工業化轉變為信息化。

在信息化時代，回溯管理原則，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探索其實非常有限，鮮有明確的重大理論貢獻。在這更大的空間理念中，國外有諸如：MS管理信息系統的探索、 ERP企業資源的探索，以及平臺企業、互聯網企業的探索。這種探索相對于工業化時代的探索，從環球范圍來看都非常有限。

到目前為止，自動化時代還待發展。這方面的理論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包括數據、算法經濟、數字經濟，以及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中可能會產生的新的理論和方法，未來可能出現的人機互動管理。

2. 新模式

傳統的教學、研究和學習模式基于學校為載體，基于課堂為載體，基于教材為載體。在技術手段和場景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需要進行新的改變。

首先，國內外都在提倡、推動教學模式的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是以“PPT+教材”的方式運用在課堂里，但怎么能把商學實踐化、場景化，通過新的技術手段和方式去進行改變，這是我們當前需要去探索的。當下上海財經大學大學商學院也在積極探索，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場景化實驗室，利用VR技術把場景體現出來，對每一個學生學習的內容和參與討論的環節用“大數據+VR技術”形式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能夠浸入與現實企業運作比較類似的場景中去，通過模擬完成學習。

其次是研究模式的改變。傳統的研究模式是“實證+優化+實驗”，并配以局部的文本化方式為主。未來，尤其是商科研究中，我認為應該是源于實踐，高于實踐，同時又應用于實踐；不應僅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應采用自我構建的模式，在數據驅動的情況下，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深度學習的方式，去進行更多的、更廣泛的數據的理解和探索。由于有這樣的技術數據，未來的仿真推演也就成為可能。

最后是改變學習，產生新的模式。過去，學習的模式主要是在校園，以連續的學習方式為主。未來，學習理念將是無邊界的學習和終身學習。學校或者商學院應該去搭建這樣實踐的范例，不管是虛擬的還是現實的，使其成為未來學習過程中非常受益的模式。美國斯坦福大學已經打破了常規的學習方式，允許學生在工作以后來學習。我想未來中國的商科學習也應在此方面進行改變。尤其是在本科生教學中，如何引導幾乎沒有商學認知的他們進一步理解商業、理解商學，是未來需要探索的地方。未來的學習模式應該具備智能性、互動性，有更多的場景化、數據化，個性化的定制以及終身化的學習發展趨勢，教育者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構建這種學習生態。

3. 新實踐

首先，實踐主體需要改變。GE、西門子、豐田等公司都是在工業化時代實現了偉大的轉變，而中國當前的實踐主體里也有很多企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包括中國中車、中國石油、中國商飛、工商銀行等等，這些企業也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和改變，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它們是如何在中國當下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進行改變和探索的。

其次，實踐行業需要改變。以往我們關注的重點主要是制造業、銀行業、能源行業等，他們是當時市值最高最核心的企業。而如今互聯網、人工智能和投融資行業則快速占據了500強中最核心的位置，這些行業的實踐和探索也應該被給予更多關注。

再次，實踐方法需要改變。以往實踐的方法主要是比賽和實習，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商科教育還應該通過構建場景化的實踐工坊、“人+機器”的虛擬現實以及“企業+學校”的交互式體驗來推動實踐落地，這也是我們正在進行探索的。當下高校商科人才培養以課文學習為主，實踐部分相對偏少，我們希望能夠利用實驗室和實踐工坊注入新的技術手段構建并重現企業場景，以此來推動實踐方法的轉變。總體而言，新商科是在考慮新財經的框架下，基于中國國情及技術發展優勢進行的深度探索。

綜合上述，我認為在新經濟背景下財經領域需要重點關注的：一是全球化速度放緩。這一趨勢下需要進一步去理解和探索新的財經模式，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對經濟和社會結構有了顯著影響。二是中國發展。無論是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技術追趕，以及中美之間可能產生的新的爭端，這些變量會如何影響全球經濟發展？中國如何決勝未來產業？三是技術引領。技術的發展是未來經濟和企業發展非常核心和重要的因素，無論在生物科技還是人工智能等領域，技術革新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焦點。在這些因素下去探索新商科，探索從工業化時代到信息化時代再到智能化時代新的理論變化和構建，探索如何改變教學模式和研究模式，以及如何利用新的技術手段進行新的商科實踐，這些都是我們當前應當積極考慮并推動的。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正在構建數字商學（實踐）研究院以及數智商學實驗室，希望能夠利用這些手段進行新理論、新教學模式和研究模式以及新實踐的探索，并進一步發現在自動化時代下新商科的探索模式以及實踐模式，共同推進新財經和新商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