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出生于南京一個教師家庭。1969年，6歲的白重恩隨父母被下放到江蘇農村。9年的農村生活經歷，對白重恩的許多觀念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農村，白重恩對計劃經濟的負面印象十分深刻。本來農民自己知道種什么最好，但是有一次突然來了一個命令，讓大家把已經長好的麥子鏟掉、改種水稻，對農民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1978年，白重恩在中學的最后一年回到了南京。由于農村教育質量差，剛回城的白重恩有些不適應，第一次英語考試只考了8分，讓他決定要發奮。經過努力，白重恩成績大幅提升，英語高考時考了70多分。這一年對他特別關鍵的是，他還在班上遇到了未來的妻子。

高考報志愿時，父親建議他報數學系，因為父親覺得數學研究人員一定是在城里工作。“當時中國科技大學可能是唯一一所國內高校派老師去考生家里做說客的。”高考成績公布后，白重恩去看電影，電影屏幕的邊兒上顯示出一排字幕，通知：“白重恩有人找”。“我看了一半的電影就出來了，哥哥告訴我科大的老師到家里來，我當時好興奮，第一次有一個大學老師來找我。因為數學考得很好，他也動員我上數學系。”1979年，不到16歲的白重恩被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錄取了。“到大學想法就很簡單，我以后要成為優秀的數學研究人員，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數學教授。”在科大，白重恩體會到了數學的魅力，因成績優異，被授予科大最高獎學金——郭沫若獎學金。

許多年后，白重恩已經多年不學數學。但當腦子特別亂的時候，還是會坐下來靜靜心想想平面幾何，看看能不能從最基本的公理推出什么東西，也是一種放松。“因為它讓你很專心，你就鉆到里面去，盡管都是很簡單的平面幾何，但是你很多年沒有學了，要回憶起來，從最基本的公理來推，還是要想一想的。其實人專心的時候是最大的放松，因為你把其他讓你有壓力的東西全都丟掉了。”白重恩說道。 

本科畢業后，白重恩來到了中科院數學所讀研。對于讀研的日子，他調侃道：“上課是一部分，另外也看看雜書，還有特別‘不務正業’的是關心國家大事。當時的中國到處都在討論經濟改革，很少有人不關心。而我希望不只是吃了中飯以后跟同學們聊一聊，而是能系統地學習經濟學。”讀研期間，他遇到了來中科院訪問的著名華人數學家邱成桐，并經他推薦赴美攻讀數學博士學位。

1985年，白重恩到了美國，見到丘成桐先生的第一面，卻說不想學數學，想轉學經濟學。“這點特別感激丘先生，他沒有讓我感覺他有不快，而是馬上就說‘既然這樣，你就讀一些跟經濟學關系比較密切的數學’。他推薦我去學數理統計，并給我介紹了一個教授，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三年時間，白重恩拿下了一般人需要四五年才能拿下的數學博士學位，并申請到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

然而，從數學轉向經濟學的研究一開始并不順利。“經濟學開始太難了，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一是我本科沒有學過，二是有太多在美國很普遍的一些東西在中國沒有，比如債券，而這些在經濟體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沒有任何直觀的感受，就只能從客觀了解。”白重恩坦言，“人們說學數學對經濟學有幫助，其實我的體會是幫助肯定有，培養你的邏輯思維，但是也會產生障礙。數學里要求所有東西特別嚴謹，你做的兩個結論之間一定不能有矛盾。經濟學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的模型和為了解決另一個問題做的模型可以是不一樣的，這兩個模型放在一起是互相矛盾的，一定程度上會成立，對于學數學的人來說完全不能容忍這個事兒。”這種跨學科的沖突經過挺長一段時間，他才逐漸適應。

在哈佛，白重恩的導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他首先是特別嚴謹的一個人，他會嚴謹到，每次交一個手稿給他，他都用紅筆在上面標注，很認真地給我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另外，他對經濟轉型特別感興趣，盡管他研究的是純理論的問題，不僅僅是對中國經濟轉型，他對蘇聯和東歐的那些轉型國家，也很感興趣。”因此除了白重恩，錢穎一、李稻葵也都投在馬斯金門下。當時的哈佛，共有9位中國學子在攻讀經濟學博士，大家都希望將來能為中國經濟服務，每次討論問題都有指點江山的豪情，日后他們確實也對中國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

白重恩的研究方向是勞動力市場。“要為中國未來設計一個方向，那就要想哪些發達國家是我們應該去特別關注的。”白重恩說道，“當時就覺得要么看美國，要么看日本。當時日本的經濟非常好，很多人非常感興趣日本和美國到底什么差別。其中一個人們關心比較多的差別就是勞動關系。日本的勞動關系是比較穩定的，大部分員工，尤其大企業的員工，是終身為一家企業干活的；而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的流動非常大。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如果日本有比美國好的地方，我們設計未來中國方案時應該多學日本。”通過研究他發現，勞資關系是否穩定會影響人們在工作期間選擇獲得什么樣的技能，如果勞資關系很穩定，他就更愿意獲得專門技能。如果不穩定，他的另一個選擇是獲得一般性技能，因為到哪兒都管用。而技能的獲得又進一步影響勞資關系的穩定。

在哈佛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后，白重恩先在波士頓教了一段時間書，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問題，轉而到香港大學任教。2002年，清華經管學院邀請華人學者每年到清華教學一段時間。“那時候我在香港任教，利用周末時間經常跑過來教課，后來跑得挺累，而且也覺得清華是不錯的地方，本來去香港也是想‘騎馬找馬’，看看回國的話哪里適合我。來到清華之后，發現確實在清華能做很多很多的事兒。”

2004年，白重恩到清華全職任教。到了清華后，白重恩更多地關心政策制定中的問題，希望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素材和研究的支撐。“很大程度上就是尋找中國經濟中比較大的問題，希望能夠做一些研究來提供答案，我比較少研究短期的波動，更多的研究對經濟增長產生長期影響的問題。我的研究更多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的質量，怎么讓經濟增長的質量更好。”

2012年，白重恩被評為最受網友關注的經濟學家之一。《人民日報》曾有一篇文章寫白重恩，說他是“既被贊又被罵的經濟學家”。“我都不知道為什么。后來他們告訴我，說我說了兩句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關注，一是關于社會保障的，我覺得中國的企業社會保障繳費的負擔比較重，我一直到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另外一句話被‘拍磚’差點被拍死，我提出我們應該改善公務員工資結構，體面的生活讓他們能夠更專心地做好他的工作。這話非常不受待見，太多的人反對。” 

“但是這兩個觀點我到現在都認為仍然是對的，盡管被罵。有人說，有些官員們很腐敗，所以不能增加他們的收入。因為有些人腐敗你就要讓所有人拿低收入，然后使得原本奉公守法的人也去腐敗，那不是更糟嗎？當然我不是說提高了收入就一定不會腐敗，但是至少你要讓非常奉公守法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我覺得中國的討論和其他國家的討論差距最大的地方，是把一個人看作一個人還是看作一個群體中的一個人。如果看作一個群體中的人，然后又簡單假設這個群體中的人是一樣的，很多事兒就很麻煩了。所以我很反對把一個群體中的人都看作同一的，因為這個群體中有些人我們不喜歡，然后就把這個群體一耙子打死。”

2015年，白重恩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貨幣政策委員會要定期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基于這些分析對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取向提出建議。

在白重恩出任委員的這三年，是環境特別復雜的三年。“這三年我們還沒有完全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我們在這三年中也希望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有改變，讓它更加合理。從比較固定的匯率改到對市場反應更加靈敏的匯率機制，這個過程就帶來各種各樣的復雜性。一個比較成熟的經濟體，制定貨幣政策的時候需要平衡兩個考慮：一個是價格是不是穩定，一個是就業。如果擔心通貨膨脹會失去控制，那么就要把貨幣政策收緊一點，如果失業太多就把貨幣政策放松一點，鼓勵投資，解決失業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除了要考慮這兩個因素之外還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對匯率的影響、對資本流動的影響，甚至要考慮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當你想用同一個工具達到這么多目標，就不是兩難了，而是多難。”白重恩坦言工作并不輕松。

面對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的情況，白重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很多年來，中國基本的營商環境有很多欠缺，“面對這種欠缺，地方政府官員去挑選那些最值得幫的企業提供更大力度的幫助，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不公平，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這些正式的制度很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企業得不到這些特惠，就什么事兒都做不成。”在特惠模式下，企業被分成兩類：特惠對象和非特惠對象。他們受到的待遇不一樣，獲得各種要素的難易程度也不一樣，形成了二元結構，這和經濟學里通常說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同，因此被稱為“新二元結構”。白重恩認為，利用特惠模式與新二元結構理論，可以為以前的“GDP錦標賽”等理論提供補充，很好地解釋中國經濟的許多特殊現象。

他指出，“特惠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得以增長的一個特殊辦法，但是現在中國經濟情況不同了，不能再只是‘特惠’，要盡快完善普惠環境。給特惠對象提供的資源越多，非特惠對象獲得資源就越困難，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并使得資源整體效率低下。”

他認為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在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前提下，應根據形勢，適度調低。這樣做，首先可以減少基礎設施投資規模，打破過度刺激性投資惡性循環。另外可以考慮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發力點進行調整，把減少刺激性投資節省下來的財力，用于加大降低稅費的力度，解決社會保障的歷史包袱，降低企業的成本，促進市場驅動的投資，增加教育投資等民生投入，從而實現高效率增長的良性循環，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進居民消費，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018年7月，白重恩接替師兄錢穎一，擔任清華經管學院的院長。“清華經管學院明年校慶的時候是35周年，我們在人才培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招了很好的學生，但是人才培養還要改進，這點不會放松。但是我們在研究方面、知識創造方面應該做得更多。我們生活在中國，最有可能做好的就是由中國的實踐所激發出來的學術研究，我希望能夠創造更好的研究環境，讓年輕的學者能夠做更深入的、影響力更大的研究，這些研究有普通適用的意義，能對經濟學、管理學學科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2018年清華經管學院的新生開學致辭中，白重恩希望同學們做到“抱樸守拙”。他坦言，“我很擔心我們的學生太急功近利，太想抄近道。他們都是很聰明的孩子，就看聰明勁用在哪兒，我希望他們不要為短期的利益去偏離基本準則，要用聰明勁做一些有長遠價值的，幾十年以后回憶起來還覺得不會后悔的事兒。這是一種做人的態度，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在清華的這十幾年，白重恩的研究內容涉及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經濟結構調整——服務業發展、收入分配、醫療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

由他主持完成的清華大學《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被稱為“第九套醫改方案”）提出要建立完善的醫療保險體系被采納，惠及民生。他也應醫改協調小組的邀請參與了制定醫改方案的討論，并被任命為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

他與謝長泰、錢穎一合著的《中國資本回報率》以及與張瓊合著的《中國經濟減速的生產率解釋》也先后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回望過去幾十年的歷程，白重恩說：“我從十幾歲到現在都沒有怎么變。盡管頭發都白了，但是心態還是跟那個時候差不了太多，沒有變俗。經濟學家最應該的立場就是客觀，做冷靜的分析。我現在一直在做的事兒就是找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又是自己還有能力研究的問題，努力把它研究得更清楚。核心就是讓自己有用，讓自己有價值，讓自己對得起良心。”